“汉奸”、“卖国贼”或类似的谩骂进来成为国内互联网上的流行语言之一，起因往往是因为某人拒绝在他的MSN签名档中添加一颗红星，或者对正在手机短信中大量传播的“抵制家乐福”的呼吁表示反对。

本报网站www.eeo.com.cn的留言版上，数量可观的谩骂仍然留在那里，这源于本报评论员对“抵制”发起者们拟议中的行动可能给中国制造商带来的困难表达了担忧。

我们相信全不的——而不进是“绝大多数”——呼吁“抵制”者包括哪些谩骂者都是因“爱国”而激发了愤怒，正如我们确知所服务的报纸及我们本人与这些公众想惩罚的对象没有任何利益牵扯。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并不心虚地说，对这个仍在持续发酵中的“抵制”时间，我们目前仍然认为，这样的行动，在道理上是牵强的，在技术上是得不偿失的。实在地说，对正常合法的商业经营加以政治化对待，与已被更多人所反对的把奥运会政治化处理之间，两者本质上并无二致。

当拨开某些偏狭的烟瘴，在更开阔的事业里看待上述问题，看待今日之景况，显然“爱国行为”并非总是必属正当，“民意”同样并非必属正当。虽然我们同意“事出有因”，但愤怒者的发泄投错了方向。而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一件本来具体而微的事情，却成为了若干公众头脑中可用之以“政治划线”的衡量物时，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而在国际政治波折中，公众的情绪则往往会表现为更易愤怒、草木皆兵，敏感、不自信与受害者心态交织。这不仅体现在一些年轻人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万邦来朝，四夷皆服”等等汉唐旧梦式的口头禅，以及过段时间总要发生一次的在国家、民族利益旗帜下的抵制这抵制那的网络、短信呼吁上，而且，也同样体现于受过良好教育包括西方文化熏陶的一些公众身上，他们的愤怒来源于孤独，她认为她的国家已经在尽力接受西方的文明——既包括经济文明，也包括已被国家承认为人类共有文明中的哪些普适价值观，然而她和她的国家仍被认为是“外邦人”，在一些地方被冷淡，在一些地方被拒绝，在一些地方被指斥，于是由此专项愤怒以寻求从孤独中解脱，并在实质上回避她认为自己无能为之的文化和制度窘境。

然而，无论怎么说，无论哪些愤怒的原因和表达的手段是什么，相信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愤怒而当真愿意重新与世隔绝。在这个时代，抵制和隔离无异于自囚与自伤。这是全球化为文化和制度路径在某种程度上的“自主选择权”带来的困境，同样，这也是全球化为在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下生存的公众带来的礼物。